天边微微露出一点晨曦，我们的车在高速路上疾驶，开往布法罗市。今年看来是一个暖冬，11月底的白天气温还没跌破零度。但今天风有点大，特别是在纽约上州开阔的平原上，一阵阵的疾风晃动着我的车。我的心情也像行驶中的车一样，不太稳定。伊格尔斯老师去世只有两天，多种思绪一起涌上，很难平静。

　　11月26日上午，我收到了伊格尔斯老师的二儿子丹尼尔的电邮，说他父亲一早去世了。我立即回信，表示了我的哀悼，并问候他们全家。丹尼尔的电邮寄给了差不多两百多人，不久我就看到不少人的回复，都用各种美好、感人的语言向他们全家表示沉痛的哀悼。读着这些深情的回忆，我也一直在琢磨，自己应该讲些什么、写些什么。但昨天突然收到威尔玛师母的电邮，说是追悼会今天下午就开，还是让我有点措手不及。我知道犹太人的习俗是在一个人去世之后，最好七十二小时之内便入葬，但伊格尔斯老师朋友众多、闻名世界，我还是估计着会等那么几天。

　　六个半小时之后，提早到达了殡仪馆。亲属们还未到，我看了一下礼堂，伊格尔斯的灵柩已经摆上，用的是一口封闭的素木棺材，上面的犹太大卫星是唯一的装饰，后面放的是犹太七烛台，旁边也仅仅放着两盆白花。我知道老师、师母素来喜欢俭朴的生活，但如此简单地为伊格尔斯老师告别，还是不免让我有点意外。而转念一想，以这样的形式送走老师，也许是最合适的一种方式——还是他的太太和家人，最了解伊格尔斯的为人。

　　格奥尔格·G.伊格尔斯

　　伊格尔斯老师有一个颇为庞大的家族，他不但有三个儿子，而且还已经有了两位第四代的成员。他的大儿子杰瑞米一到，便对我说，是否能帮忙做一下抬棺人（pallbearer）。他解释说，你与父亲合作这么多年，我们都觉得你是合适的人选。我欣然同意，因为我知道这是他的家人对我的高度信任。也许他觉得我并不强壮，接着又加了一句：“其实并不吃力，只是抬着棺木走几步而已”。事后我觉得，也许在中文里，“扶棺人”是更为恰当的表述。他们家其他成员——见过没见过的——都过来与我打招呼，说是他们都早已知道我、很高兴见到我等等。我当然也向师母表示了慰问，她已经九十六岁高龄，与伊格尔斯老师结婚有近七十年之久。我还是不能相信，7月底我从中国回来的时候，知道老师身体不好，我与家人还来看望过他们。那时伊格尔斯与我聊了好久，师母在旁边还说：“医生说他脑子不好了，今天看来毫无问题啊？”事后她还打电话来，再次问我是否觉得伊格尔斯老师还有康复的希望。但也就三个多月，老师就已经与我们永别了。

　　昨晚准备了二三页的悼词，但我没有向师母和杰瑞米说，是否能让我在追悼会上发言。一是出于中国人的谦虚，觉得老师活了近九十一岁，一定会比我有更合适、更正式的发言者，二是觉得自己的悼词准备匆促，写得不够好，也许等到自由发言的时候上去说更好。

　　礼堂不大，但在追悼会开始之前，已经坐满了人，还有不少站着的，我估计有一百人上下。同时追悼会还通过网络，向世界各地转播。伊格尔斯老师高龄去世，来参加的人中年龄大的居多，但也有一些中年、青年人。伊格尔斯虽然是白人，但很早就参加民权运动，加入“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”（NAACP）达五十年之久，为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的平等权益终身奋斗，所以到场的也有好多位非裔。伊格尔斯老师当然也有不少亚裔朋友和亚洲学生（中国学生之外，还有印度和韩国学生等），但他们大都已经毕业去了外地，加上追悼会时间安排紧促，我们一家或许是唯一到场的亚洲人，心里略有点遗憾。